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，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，没有让渡给皇帝。

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，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，中央集权、君主集权横行天下的时候，事实上的地方自治程度一直相当的高。

中国封建社会事实一直存在着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模式：政权（皇权）、族权（地方自治权）、和夫权（私法空间），颇有三权分立的意味。

然而两千年的封建时期，皇权一直无法对两种权力进行有限的扩张。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是宋明资本萌芽的一大阻力。因为“家父权”的存在，中国古代社会，个人往往以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，而非以公民的身分，自然没有家族成员财产私有化一说。

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被“家族审判”所限制着，而无法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。

皇权虽然在国家事务上拥有无上的权威，却进入不了私人事务的领域，所以无法形成“私法”。

虽然宋朝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，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，但是一直到清末，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“君主立宪制”到了后期常常以“虚君议会制”的形式出现，然而董仲舒在两千年前就洞察其中一切。

中国封建时期，君权一直光辉夺目，所以相对于君权的“相权”却不得不议。

董仲舒言“君臣离合”，君王取法于”天”，人臣取法于”地”。取法于天者，就要“高其位”、“藏其形”，取法于地者，则要“暴其形、出其情以示人”，君臣各守其道，谓之“离”，君臣相互配合，谓之“合”。

“君臣离合”就是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，将皇帝高高扔在宝座上，国家大事的管理交给职业人士，由并不称职的儒生组成管理层。

“君主立宪”意味的轻重在技术上取决于各个时期“相权”的强弱，也可以说，“君主立宪”的技术与现实体现就是与皇帝相对应的官僚体系。

中国封建史宏观上可以说是君权与相权争斗史。当然君权可以凭借的资源太多，相权往往被打得落花流水。而相权极度薄弱之及，却是社会动荡不堪的时候。

提及这个原因不得不说一说君权如何侵夺相权的。

君权侵夺相权，借助有三：宗族藩屏、太监当道、外戚横行，这么一说，诸位应当明白一二了。皇帝无法事事亲为，管理国家事务，不借助职业管理层（官僚体系）只得让不借助亲兄弟、亲子侄、只有依靠身边的太监，或者娘舅、表哥来治理国家。如此一事，庞大繁冗的国家体系就让皇帝人为推到崩溃的边缘。

但是在宋朝，并无外戚、宗族、太监之祸，其实那段时期，正如《新宋》所描述的那样，正是“君主立宪”意味最浓重的时期。王安石变法，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，实质上可以看作国家权政对宗族权的大规模扩张。虽然说，从汉朝以来，就注定王安石不会成功，但是他的这种努力使有中国社会有一次转向的可能，非是《新宋》说的那么不堪。

但是宋朝为何会衰败至厮，让人心痛呢。

读宋太祖事，常生感触，常言天再假其十余载寿数，宋朝便不会是这般结局。后来，细思之下，那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宋代的“君主立宪”缺乏一个很重要因素，这大概也是“君主立宪”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。

门阀。

隋唐以来，门阀衰亡，使得门阀政治从唐后期就成为历史名词。

君权神授、相权君授，以不称职儒生所构成的官僚体制来制约君权总是有先天缺陷的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中国的强大只能依赖于皇帝个人的素质。

当然这极为苛求了，如果让我娶到颜如范冰冰之流的老婆，让我五点就起床、不听老婆话、不照顾点小舅子，简直就是不可能。

李世民之流简直就是异数，并且唐初也能看到门阀政治的影子。

门阀政治的盛时正是历史最黑暗的两晋、南北朝，所以对门阀政治都没有什么好感。但是，我还是不得不说门阀是“君主立宪”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，只是要控制好度，让门阀参与官僚体系而非控制官僚体系。

门阀从隋唐逐渐消亡，在唐初时恰好达到那个度，使得君权、相权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，老天，功劳都让李世民一人得去了。

如果不能将君权世俗化（不让皇帝做上帝的儿子），相权的结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特别是一个少数人得到教育的时代，相权结构的稳定，意味着“君主立宪”的现实意义，社会也就相对的稳定。当然对相权的结构、宗法制度还有许多问题要得到解决，一起来拍砖。